她从阳台望出去，小区外的那片工地上什么动静都没有。这片工地在去年夏天停了工，推土机、挖掘机撤出后，留下几个深坑。后来有人用绿油油的围挡板将那片工地围了起来，任由野草在里面疯长。一条灰白的马路从围挡边绕过去，爬到了工地另一侧的山那边。

　　她站在阳台上一盆枝繁叶茂的绿萝后面，目送儿子越跑越远，他穿着黑色运动衣的身影在绿色围挡板的映衬下很打眼。

　　自从儿子从都柏林回来后，他每天都会顺着围挡边的那条马路跑步，在清晨，或是傍晚。下楼，出小区，穿过路口，走到马路的另一侧后，他才会跑起来。尽管那条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，过马路时他还是会左右看看，非常谨慎的样子。她看着他小心翼翼穿过马路，便想起他们刚搬来时的那个夏天，那时他还很小，她常带着他出去散步，在清晨，或是傍晚。只不过，那时门前这条马路还没有铺上沥青，路边没有绿色围挡板，被围挡板包围起来的那块地上，也还没有深坑，几户农舍和菜地舒缓地铺开，农舍前后有杏树、桃树和樱桃树，清晨常传来鸡鸣，入夜则偶闻犬吠。

　　她一直盯着儿子的背影看，总也看不够似的，直到他跑到山那边，消失在那条马路在山脚下的拐弯处。儿子刚去都柏林留学时，还是一个单薄的少年，回来时他变成了一个孔武有力的成年男子。她转身回到室内。但她无心去做别的事，隔不了多久又走到阳台上张望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要一直等到他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山脚下，她才会变得轻松起来。

　　儿子回国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多月，好不容易找好的工作也因没能如期报到泡了汤。不过，现在她最担心的不是工作，工作可以再找，她担心的是另外的事。有几次，她想跟儿子聊聊那件事，那件使他滞留都柏林未能如期归国的不幸的事。她没能说出口。临近毕业季的一个清晨，一个都柏林当地女孩离开她位于都柏林十八区的家，去四区一家咖啡馆上班。这家咖啡馆在早上八点开门营业，女孩一般会在七点五十五分到达，但这个早上她一直没出现。她失踪了。有目击者声称在一四五路公交车上见过她。女孩的父母告诉警方，她去咖啡馆上班时会乘坐一四五路最早那班公交车，在赫伯特公园那站下车，然后她会穿过公园一角，步行大约四百多米后抵达那家咖啡馆。警方根据这条线索，锁定了她失踪的时间和地点，也锁定了五个嫌疑人，她的儿子是那五个中的一个。她最初知道这件事时吓坏了，尽管儿子跟她说这件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只是去跑步，凑巧路过那个地方。他语气平静地说会尽自己的义务，“配合警方调查，多待几天”。实际上他多待了一个多月。他回到家时，暑假都已过了一大半了。那个女孩，她再没听到任何跟她有关的消息。不过，她好歹是放下心来，儿子最终能顺利归国，说明这件事确实与他无关。她这么想。但那个女孩，那个她连名字和长相都不知道的年轻姑娘，却自此驻进了她的心里。走在校园里，看到那些花朵儿一样的女学生时，她的心就会揪起来。她搜不到关于都柏林的新闻，不知那个女孩回家了没有。她想问问儿子，她觉得他应该能打听到，他在都柏林有老师、同学，也应该有朋友的。可她不太敢跟儿子提这件事。不知为什么，如今她在孩子面前变得有些胆怯了，她简直有些，怕他。“也许是上年纪了吧。”有时她会这么想。都说人老了会惧怕自己的子女。也有一次例外。那是个雨天，儿子没出门，他心血来潮，教她烤他在都柏林常吃的苏打面包来着。面包烤得很成功，满屋子飘荡着温暖的麦香味。儿子很满意，掰下一块面包塞到嘴里，又掰了一块递给她。她高兴地接过面包，鼓起勇气问道：“那个……女孩，有什么消息么？”儿子嚼着面包，把头扭向一边，看向窗外。过了一会，他回过头来看着她，脸上很平静，看不出任何情绪上的波动。后来他耸耸肩，起身走开了。那以后，她再没跟他提起过，她宁愿相信对儿子来说，那也不是件愉快的事。想想吧，时常去跑步的公园里，一个女孩失踪了……

　　二十年前，她带着儿子搬来这海边小镇时，儿子还在上幼儿园。那年暑假，她和儿子的父亲分开了。他们夫妻在同一所大学工作，儿子的父亲是材料科学学院的教授，学科带头人，她作为人才家属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。一直以来，他们各司其职，过得简单、充实。只是，有了孩子后，教授好像有些不太适应，她发现，孩子的啼哭会让他紧张，他在家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她一直想着，等孩子大些，就好了。可是，大了些后，却又有了大了些的烦恼。安静、乖巧的儿子，有时很容易被什么东西激怒，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裹挟了他，片刻之后，风暴平息，他会重新变得安静、乖巧。她至今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潜伏在儿子的命运里，时不时偷袭他、使他失控。绝望之余，她便把这当做一个顽劣幼童的可纠正、可教育的坏行为，这么想能让她好受些。她也曾严厉惩罚那个恢复平静后变得无辜的小男孩，许多个深夜，他睡着后，她看着他脸上未干的泪痕，也流下了自己的眼泪。她从未跟儿子的父亲探讨这些，他们避而不谈，以便让生活显得平常、可持续。直到那次，儿子在幼儿园把一个小朋友从滑滑梯上推了下来。他的父亲知道后气急了，他离开实验室，和她开车去医院看望那个受伤的孩子，一路上他一言不发，脸上愁云惨淡。以往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都是她一个人出面摆平，从未打搅过他。那次有点不同，那孩子摔得很厉害，双腿骨折。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她就知道他这辈子是要献给科学研究的，她曾在心里发誓要做他有力的后盾。那天她开着车，看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丈夫一眼，她下定了决心。夫妻俩分开后，她主动申请调来刚建成没两年的分校工作，还是在图书馆。那所大学位于炎热的内陆城市，分校在一个海边港口城市的郊区，距热闹的市中心有点远，大约五十分钟的车程。但距一个小渔港很近，刮南风的时候，在校园里也能闻到淡淡的鱼腥味。夫妻俩分开的方式非常体面，没吵没闹，两个人最后还一起带儿子去了趟动物园，印象中这也是孩子父亲唯一一次陪孩子逛动物园——不是说他有多不爱孩子，而是他实在是没有空。所以，那天她像是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逛动物园。大的那个对动物园的一切都很陌生，动物的气味也使他有些厌烦。从动物园出来后，他们去吃了披萨。虽说那时儿子还小，但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，所以那天他出人意料的安静，有点没精打采的，小脸蛋看上去甚至有些忧伤。不过，儿子好像很快就接受了现实，后来他很少问起父亲。这也难怪，平时他的父亲总是很忙，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本来也不太多。她还记得，那年她开着她那辆老旧的小polo车，带着儿子从省城来分校，途中要路过一座跨海大桥，这座大桥的桥墩所用的防腐涂料就是儿子父亲的发明，这种新型的防腐涂料能将大桥钢梁的防护寿命延长近一倍。她路过那座雄伟的大桥时，很确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。她开着车，挺直了身子，简单地跟儿子说起了这场家庭变故，无非是“爸爸妈妈今后不住在一起了，但爸爸妈妈还是会像从前一样爱你”之类的话。儿子一声不吭，坐在副驾驶座上撕开了一袋薯片。吃了两片薯片后，他开始用力搓揉那袋薯片，细小的手指颤抖着。她没有制止他，一袋薯片而已。鼓胀的薯片袋子瘪下来，在他手里成为比鸡蛋还小的一团。他打开车窗，将它扔了出去。他出了一头的汗。后来他安静下来，打开收音机，连台都没选就一直听下去。是交通频道，主持人声音低沉地通报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一辆小汽车在高速路上超车侧翻，一死两伤。儿子表情平静地听了一会儿收音机后，很快就小脑袋一歪，睡着了。

　　新家在分校教师宿舍区，虽然看不到海，但步行十多分钟就能走到海边。家里没有学科带头人了，俩在家里不用踮着脚尖走路，看电视时她由着他把声音开得很大。从海边抓回来的小螃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，儿子光着脚，“咚咚咚”从一个房间追到另一个房间。她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，也寄希望于教育。她遵医嘱，尽可能多地带儿子到大自然中去，“以便去掉他性格中的不良成分”。那个暑假，他们几乎每天都去海边，游泳，散步，或是在沙滩上挖城堡，逮小螃蟹。海边总是有很多小朋友，她希望儿子能尽快交到新朋友。儿子的父亲生性冷淡，为人孤傲，他的才华和成就像是两堵愈砌愈高的墙，他没什么朋友。她不希望儿子像他。令她欣慰的是，那时儿子好像对新环境适应得很快，他能和任何人玩到一块儿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。但她也发现，儿子和谁的友情都不能持久，有时他正和几个小朋友挖沙坑呢，突然间他就会站起来走开。有几次他冲到海里游起来，带着一股怒气似的，小胳膊奋力击打海水。有两回他游得太远，让她害怕起来，不得不跳到海里去，拼尽全力把他带回到岸边。那时学校四周还有点荒凉，通向市里的地铁正在修建中，入夜后，站在阳台上只能看到校园外零星几点灯火。许多个深夜，儿子睡着后，她清理完地板上被踩成烂泥的小螃蟹，站在阳台上看向远方。在她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那几点稀疏的灯火，给过她慰藉，还有勇气。艰难时辰都深藏于深夜，白天，她的白天看上去和别人没什么两样。她常和有差不多大孩子的同事相约，开车进城，带孩子们看电影、逛博物馆，看看画展、听听音乐会什么的。那时她还想着培养起孩子对友情、艺术等美好事物的兴趣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看不出自己当初的心愿是否达成，但也不能说没达成。如今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，虽然不善言谈，看上去有些孤僻，但对人彬彬有礼，让她也颇放心。他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朋友的，有两个周末，他进城去了，跟她说的是和同学聚会。后来她问他，都是什么时候的同学，都有谁。“您不认识。”他面带微笑，客气、简短地回答了她。

　　她把早餐还有水果端到餐桌上后，出门往图书馆走去。家属区在校园的西南角，这一片都是生活区，食堂、超市、咖啡馆、游泳馆都在这儿。她穿过生活区后，在足球场那儿与期刊社的周老师汇合。

　　每天早上，周老师都在食堂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后，会在足球场远离路口的拐角处等她一起去上班。期刊社办公室也在图书馆内，一楼东北角，非常僻静。周老师办公室的窗外是一道高耸的土坡，为防止雨天滑坡，在坡底又砌起了一道一人多高的石墙。坡上长着些野生丁香、毛白杨、洋槐之类的树木，林下灌木丛生，野蔷薇从墙头上倒垂下来，初夏时节，推门可见满窗红红白白的小花，她喜欢的，便常去。

　　这个早上她出门有点晚，周老师等她有一阵子了。周老师也是单身，他的女儿硕士毕业后，在家复习考公三年，去年终于考上了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公务员，离家远了，难得回来一次。待她走近了，周老师便笑着把一块黑巧克力递给她。自从她的儿子回来后，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就不像从前那样多了，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，他们没能一起出去游玩。这让他有些失落。她含笑接过，放进了自己的小包里，打算到办公室后再吃。周老师举起手里的一只纸袋冲她晃了下说，午休还是去我那儿吧？新买的红茶。她胃不好，只喝红茶。她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没说什么。周老师小心翼翼地看着她，问，孩子跑步还没回？语气亲昵。她点了点头。周老师说，跑步是个挺好的习惯。她“嗯”了一声，这已经是第三个早上了，儿子晨跑晚归，她没敢问他去哪了。不过，她也觉得，对一个成年男人来说，这很正常，有时她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在担心什么。周老师看着前方，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，孩子大了，不要太担心他们。她又“嗯”了一声，心知这话他应该是常拿来安慰他自己的。周老师的女儿自打去上班后，忙得很，父女俩鲜有联系。周老师给她看过他和女儿的聊天记录，大部分时候都是周老师在说话，问女儿怎么样，忙不忙，叮嘱她好好吃饭。他的女儿偶尔才回一句，“还好”，或是“嗯嗯”两个字。以前儿子倒是经常和她联系的，通常在晚上十点半左右，都柏林时间是下午三点半。如果下午没课，又正好有空，儿子就会找她。一般他会给她发条语音，问她在干吗。一种短暂，但却经常的联系。偶尔他还会随手拍张照片发给她，一杯咖啡，或是草地中央的一棵树，但他从不拍他自己。这点她倒是理解的，她也不太喜欢照相，面对镜头她会紧张、不自然。有时儿子和朋友喝下午茶，也会拍张照片发给她，照片里没有他，也没有朋友，通常只有看上去就很好吃的点心，精致的杯碟，铺着亚麻桌布的小圆桌或是方几，上面摆着清新淡雅的瓶花，温暖、宁静的光线透过高大的窗户，斜斜地落在这些美丽的事物上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凭窗远眺的一刻，或是走在海边，波涛由远而近涌来，常有那么一瞬，会让她觉得儿子照片里的一切都有些不真。